 |
连平
2 |
关达昌
1 |
陈波
1 |
孙立坚
本报特约记者 熊静 黄涓 全淑琴
《21世纪》：2013年8月22日，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上海自贸区成立的国内外背景是什么？
陈波：从国内自身的因素看，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相关公司股票走势
所以，要跳出中等收入国家陷阱，首先必须要鼓励创新型、拥有高生产技术和高生产率的企业扩大发展，并逐步利用市场机制淘汰生产效率较低的企业，形成优胜劣汰机制。但因中国的市场机制作用不明显，国家的政策保护太多，尤其是对国有企业的保护太多，导致资源分配无效。中国必须要通过成立自贸区来培养企业的全球竞争力，我们的企业要学习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和发展，通过引入外来竞争刺激内部进行调整，以提高自身生产效率。
从外部的大环境来看，中国面临区域经济一体化压力。美国正在推动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达成。如果中国不加入TPP，将被排除在亚太统一大市场之外。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进口国和出口国，也是最大的贸易国，我们难以想象，如果中国被排除在统一大市场之外，会是什么光景。要加入TPP就必须遵守TPP的规则，如果中国被迫加入TPP，2020年就要全面实现对外开放。因此我们必须尽早寻找一个有效的样本，并在此样本里进行两方面实验：转换政府职能；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这也是我们最薄弱的环节。基于这两点，我们必须建立上海自贸区，并进行大胆的改革。
《21世纪》：在此背景下成立了上海自贸区，将为上海乃至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哪些红利？
连平：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对上海来说是以开放促改革的又一次尝试，应该会把中国的改革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大体曾有三次先例，先是深圳的开放，接着是浦东的开发开放，之后是2003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是最近这些年改革步伐慢下来了。目前来看，以开放促进改革，新的推动抓手就是自贸区。
对上海而言，自贸区的获批是又一项重大政策红利。首先，更多贸易活动和高端服务业将聚集到上海，对推动上海经济转型尽快完成非常重要。利用自贸区这种更为高级的自由贸易活动，包括加工制造的功能，将为推动上海乃至华东和全国在进行产业发展和升级方面作出一个示范性效应。其次，对于在沪金融机构来说，自贸区的设立将带来更多业务，市场也可以扩大到为国际资本市场提供金融服务。不过，同机遇并存的，将是国际金融机构同台竞争的冲击。但竞争的有利结果也有利于在沪金融机构更快更好地与国际机构接轨。而且，凭借政策配套资源集中等优势，上海也可以通过打造一批具有带动力和国际影响力的龙头型平台企业，使平台经济成为上海经济转型的重要抓手和国际贸易中心承载区建设的重要突破口。
关达昌：上海自贸区的建设将为我们带来很多机遇，如开展批发以及贸易相关领域的金融服务。我们认为，未来中国经济的开放度将不断提高，且会更快的与国际接轨，而上海自贸区正好是一个试验场，让外资银行可以充分发挥其跨境金融服务的优势，配合企业加快“走出去”的步伐。我们对于中国市场充满信心，也期盼相关具体政策的尽早出台。
此外，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序推进，东亚中国也将会结合母行东亚银行在香港、东南亚及其他海外分行网络的优势，以及我们在国际业务的广泛经验，创造新的盈利增长点。
金融创新为自贸区改革破题
《21世纪》：在金融改革方面，自贸区金融开放战略的进展如何？与其他传统自贸区相比，上海自贸区在金融改革政策上有哪些创新和突破？
连平：上海自贸区的改革试验范围可能涵盖贸易、投资、金融以及相关的行政体制，但金融将是其重要方面。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国内投资和金融等领域的制度完善没有同步跟进，与国际通行规则不接轨。这种差距限制了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很大程度上就要看金融领域制度改革能否率先破题。
我认为，在金融开放战略方面，最主要的是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利率市场化，自贸区内本身是一个高度开放的区域，参与的机构有中资和外资，自贸区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能够跟国际市场联通，如果利率不能完全自由浮动，可能会带来诸如套利交易等问题。因此，利率市场化有必要在自贸区内率先开放实施。二是资本项下可兑换，贸易投资便利首要的条件是资金的自由移动，资金移动中为了要控制汇率风险就需要实现货币兑换自由化，这也是一个自贸区必备的基础金融条件。
自贸区在政策上的创新和突破包括三个方面：创新监管服务模式。与国内各类保税区不同的是，自由贸易区的最大特色是“境内关外”的特殊海关监管制度，即“一线放开，二线管住”。所谓“一线放开”是指一线监管集中在对人的监管，海关等口岸单位只做必要的检验检疫工作，其监管模式也转变为集中、分类和电子化监管模式。所谓“二线管住”，就是加强进出自贸区的货物的监管，从而实现“区内货物自由流动”。
突破行政审批管理体制。在自贸试验区内将会按照内外资一致的原则，对涉及固定资产投资的内外资项目实行备案管理，而不再实施行政审批。具体而言，对于外商投资，对于特殊准入限制以外的行业，行政机构取消合同章程审批，实行备案管理。对于确需保留的限制行业，则将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对于中国企业投资境外而言，一般投资项目的管理方式也将由过去的核准制改为备案制。
创新金融服务业模式。上海自贸区在金融方面的先行先试将是重中之重，包括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离岸金融和外汇管理等。金融体系封闭、缺乏创新一直是我国金融业的软肋，今年年中爆发的“钱荒”提醒，金融业不能简单靠资产规模的扩张过日子，必须在开放和创新上有所作为。
孙立坚：转变传统的融资模式。在要素驱动的增长模式中，尤其是服务行业有别于制造业，无法通过抵押贷款来获得银行的资金支持。所以，在上海自贸区里，更多的还是要通过利率工具，通过银行对好坏企业的识别来选择可获得金融服务的企业对象。也就是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对金融业提出了新的要求，金融服务方面要充分放开利率管制、汇率管制和资本账户。如果金融业不转变传统的借贷模式，我们就无法抓住金融价格管制放松所带来的新的机会。
转变金融服务的内容。要素驱动型经济要求金融的业态及其内容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即金融业不再是简单地做产业金融，而更多的是做服务贸易和投资的金融。具体到业务内容，在自贸区内对全球跨国企业的资金账户提供清算服务，甚至是资金账户管理服务，这在以前是无法实现的。
加大金融监管力度。现在不仅要提高监管的数量化标准，而且需要改变监管方法。具体而言有两个方面，一是简化监管程序，二是在二线层面要强化监管操作力度，必须采取现场核准的做法，并且提高监管效率。总体而言，只要金融业务的内容是围绕服务贸易和投资进行的，我们都要放开监管。反之，与贸易和投资无关，纯粹是资金的进出，我们的监管则要特别谨慎小心，防止资金空转、套利和投机行为的发生。
实际上，上海自贸区不再如以往那样拿政府的蛋糕、抢政府的红利，而是在尝试风险，上海市政府有勇气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值得赞赏。事实上，为了确保自贸区的成功，他们也做了很多苦心设计。
陈波：主要的创新点包括：允许在自贸区内实行完全竞争，即所有的金融机构（包括民营和外资机构），在机构注册和业务上与国有金融机构享受同等待遇，反过来说，就是取消对国有银行的优惠政策。其次是汇率和利率市场化，我们将在自贸区内开展离岸人民币业务，汇率将由市场来决定，而不是官方决定。另外是金融服务创新，我们可能会有更多的金融创新产品和服务出现，银监会可能也会进一步放松管制。
区内资本项目的开放和监管
《21世纪》：上海自贸区能否独立于其他区域，率先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是否会带来风险？
连平：当前加快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步伐已是大势所趋。在自贸区的试点方案中，人民币资本项下开放是外界最为期待的金融改革内容之一。我认为，这来自于四个方面的改革需求。
国内居民和企业对外投资的需求不断扩大。随着国内居民财富的增长，个人对外投资包括设立企业、收购兼并、投资房产和金融资产的需求与日俱增。不断增长的全球资产配置需求催生了进一步放开资本和金融账户管制的需求。
对跨境资本流动加强和规范管理的需要。实践证明，一国经常账户一旦实现可兑换，资本账户管制就有可能形同虚设，资本管制的效力就会逐步减弱。近十多年来，我国的情况也可以说是个典型的案例。
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需要。目前人民币已经实现了在双边贸易和投资中的清算结算，但这仅是较低层次的国际化。未来应使人民币逐渐成为国内外企业和个人在各类交易中广泛使用的货币，并朝主要储备货币的目标迈进。但人民币资本和金融账户不可兑换却会成为其国际化的主要障碍，很难想象一个主要国际货币无法进行自由兑换。
平衡国际收支、减轻货币回流压力的需要。未来一个时期，鉴于我国经济增长依然会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国内融资需求较大情况下市场实际利率依然偏高，资本仍然会以流入为主，人民币汇率仍会承受升值压力。针对这一情况，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应进一步推进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放宽资本流出渠道，促进资本流出，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
孙立坚：利率、汇率和资本账户开放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服务贸易和高水平的投资。如果偏离了这一目的，开放最后只会带来一个所谓的财富性投资市场，由此引发的风险将远远大于自贸区给我国带来的收益。如果这样，将没有企业愿意投入到实体经济中，而是把服务贸易等作为进入自贸区的准入门槛，以获取套利机会。对于这些行为，我们要坚决查处。
陈波：正是因为中国没有完全实现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所以得先进行尝试，如果这个尝试成功，才能以点到面，实现全面开放，这是中国改革的一贯实行的策略。完全开放会遭致太多的阻力，同时政府也没有这么大的把握。
当然要在单独的区域内实现完全独立肯定是不可能的，金融监管也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严密。但是，在区域内先行先试地进行金融改革也不是不可能，随着金融监管技术（比如电信技术）的提升，可以放松法律管制，加强实时监管每一笔业务流向，但是不用太严格地进行管理。
《21世纪》：自贸区未来的运作机制是什么？如何在区外与区内设置监管红线，才不会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
孙立坚：中国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美国有很多自由贸易区，但从来没有区分区内和区外，其他亚洲国家也没有这样的做法。那么，我们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措施？现在谁都不清楚那些投资者的真正目的，在此情况下政府应该怎么做？一种方法是学习QFII的做法，即给予每个金融机构一定的准入门槛，如果超过这一额度就不能再继续交易，从表面来看这是一种风险可控的做法，但是实际上这种方案失去了自贸区的真正魅力。所以，我认为不应该限制额度，而应该有所限制，有些原则坚决不开放，这是第二种方法。我们应该暂缓离岸人民币的投资业务，而应该推动离岸人民币的支付清算业务，鼓励大家投资实业、服务贸易。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就事放开，放开实体经济的投资渠道，简化商委的审批过程、备案制，鼓励国外的企业来中国投资实业，或者直接支持我国民营企业的研发。
另外，就事不要就对象，我们不能因为是知名大企业或者大型金融机构就放松管制。任何企业都喜欢钻制度的漏洞，而大企业可能更厉害。就事不就钱，这里的“就事”是指服务实体经济，对于这方面的投资不应该限制资本账户的交易额度，相反，应该鼓励投资，这就是红线的原则。它并不是指资本账户的开放，应先开放长期再开放短期，先开放企业再开放个人。按照这一原则可能在初期能够把握得很好，不会出现问题。但是，到后期财富金融开放之后，就会出现问题，日本、泰国失败的案例已经证实了这种方案不可行。所以这不是一个开放顺序的问题，而是金融和实体经济相匹配的问题，即自贸区的投资价值就是为了服务实体经济。
连平：综合来看，上海自贸区的金融形态，事实上就是境内的离岸金融。自贸区是一个与国际市场连通的区域，“一线放开”就是对国际市场放开，区内有许多境外机构和境外个人，具有了“非居民”的性质。因此，区内的运作机制应该按照离岸模式进行。
从监管角度来看，自贸试验区内应该加强统一监管。现在金融监管是“一行三会”的条线监管模式。如果在自贸区内也进行分头监管，对于自贸区的经营运作和区内经济主体来讲是不方便的。我认为，统一监管的模式比较适用于自贸试验区。在区外仍旧实行条线式监管，到区内将监管条线整合起来，设立合属办公或是一个独立的机构还可以进一步研究。比如成立一个整合起来的试验区的金融管理局，把相关的管理放在一个办公室来做，一站式的来进行管理，既便于协调和解决问题，也能更好地发挥监管作用，能够为自贸区的运行带来很多便利。
当然，自贸试验区内的风险也需要加以关注。现在有很多人开始担心自贸区会不会成为第二个资本流入境内的跳板。我觉得这里有两个因素需要考虑：一是跟经常项目有关，二是跟金融资本有关。从银行对离岸账户管理的十几年的经验来看，金融和资本风险总体可控，但是经常项下不真实的贸易背景所带来的资本流动，恐怕未来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未来金融方面离岸账户和在岸账户之间的管道设计将直接影响资本是否会大规模流入。
陈波：区内改革实行的政策必须要明显不同于区外，改革力度太小，建设自贸区的意义不大。改革要顺畅地进行，不至于会影响到园区内企业的正常生产。有效管理，并隔离区内外以避免套利行为，可能会有公司在园区内设立非生产性的“皮包公司”，为了获取政策上的优惠而做各种各样的政策套利和金融套利活动。
沪港竞争新格局？
《21世纪》：上海有没有可能借自贸区成为像香港、伦敦一样的世界性国际金融中心？上海自贸区的改革将会面临哪些新的挑战？
孙立坚：上海完全有可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但是不能急于求成，应该让其水到渠成。慢慢做好现在追求的目标，即贸易投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我们不要急于求成，要把成功的模式推广到全国去，这种成功的模式—要素驱动模式与商品创造的增长模式不同，两者最大的不同在微笑曲线价值链上。前者是高收入的业态，进入高收入的业态后，老百姓的收入水平都上涨了。人们的收入水平上升，接下来就将进入财富管理阶段，这是水到渠成的。所以我一直认为上海做全方位的金融中心，是发展的必然结果，但不是现在追求的目标。如果急于追求这一目标，没有控制好风险，贫富差距就会越来越大。
第一大挑战是自贸区不是发展实体经济，而是进行金融投机，自贸区成为金融投机场所。第二大挑战是要素驱动的增长模式，这一模式的发展依靠知识、机会、制度，如果这些没有发展好，未来自贸区的存在不仅不能解决现在的贫富差距问题，而且会拉大贫富差距。第三大挑战来自监管方式。监管方式的改变，实际上动摇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在自贸区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要加大打击腐败行为，坚决打击监管红利，这样才能保证自贸区的健康发展。总体而言，自贸区第一个挑战是泡沫，第二个挑战是贫富差距，第三个挑战是腐败。
《21世纪》：上海自贸区会否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构成威胁？
陈波：暂时不会，将来有可能。谁都不能在时点上作出太大胆的预测，一切都要取决于上海自贸区建设的过程。全世界想成为国际一流金融中心的城市很多，但是世界公认的国际金融中心只有三个：香港、伦敦和纽约，连日本东京都算不上。香港的优势是巨大的，现在上海自贸区只是处于学习阶段，还没有能力挑战香港的地位。我们的航运贸易是学习新加坡的经验，金融服务则是向香港看齐，因此，我们可以向香港借鉴金融监管方面的经验。
连平：内地经济如今正从投资及出口带动转型为消费带动，而上海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因此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上海的确在迅速崛起，朝着金融中心的方向发展。但是所谓的“上海威胁香港论”，我认为似有些耸人听闻。
中央政府的中期发展蓝图似乎已为上海和香港两个金融中心做了“分工”。香港发展境外人民币业务可被视为中央的一项战略，旨在让上海学习香港经验，从而进一步发展当地金融业。上海的腹地是长三角和长江流域，香港的腹地则是华南地区；上海更多地面向东北亚，而香港则更多面向东南亚。由于内地还须大幅推进结构性改革，才能实现资本账户完全可兑换，因此这一目标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香港的繁荣稳定是中央的既定目标，上海的开发开放有利于促进内地经济进一步发展，并有助于将香港和内地紧密联系起来，共同在竞争中相互促进、互利互补。一个繁荣的大陆母体是香港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与保障。
孙立坚：在初期阶段，我不认为上海自贸区对香港是一个重大威胁。在上海自贸区成立的初期，中国的银行还不具备比较优势，也不能开展金融离岸业务，我们需要与香港合作才能把人民币离岸业务做好。在初期阶段，我不赞成上海自贸区要挤掉香港业务，反而是给香港增加了更多的商业机会，同时，我们也能从人民币离岸业务中获得收益。伴随着国内银行业人民币离岸业务的发展，也具备了人才的要求以后，香港的优势可能就会减弱，这时，两者的互补关系就进入到了竞争关系。
我反对在上海开展人民币投资业务，我觉得应该把人民币离岸业务中的投资业务放到香港。相对来讲香港具备财富金融的基础，高收入群体较多。香港的投资业务与现在上海完全是两个概念，上海的投资业务是实业投资业务，香港的投资业务则是金融投资业务。未来香港应该学习伦敦，伦敦金融中心为什么能发展得这么好？主要是依靠财富金融。未来香港需要升级金融业态服务，而且又能填补上海的空缺，这恰恰是香港的机会。香港做人民币离岸的财富金融业务，上海做人民币支付结算业务，这样一来，未来两者是双方互补型的业务形态，能够共同推进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使用的频率和便利性。
（因时间关系，陈波的发言未经本人审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