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中国在2030年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那么届时中国完成整个社会体制改革的难度，将远远大于GDP增长的难度。未来10多年大规模不确定性，是建立在历史所形成的制度安排之上的，对此我们一定要有非常清醒的认识。
　　政府跟有产阶级的关系，两千年来一直没有想好怎么处理
　　有三类人能被称为精英：有力量的人、有思想的人和有产者。对于政府来说，把这三类人管住就能把这个国家管住了，也就是说要处理好同社会精英之间的关系。
　　中国是全世界最早成为平民社会的国家，我们不是今天没有贵族精神，而是从秦朝以后就没有贵族精神了，因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嘛。说这句话的前提，就是要为那些能够成为王侯将相的人开辟一条通道，让穷小子能迅速成为社会的精英，这个就是制度安排。
　　政府通过军爵制，跟孔武有力的人达成一致，你能够为国家出力，就给你打开升迁通道。又通过科举制，跟有知识的人达成了一致。但是一两千年来，政权从来没有想出办法怎么折腾在座的各位，怎么处理跟有产者的关系。
　　企业家与政府之间缺乏契约，是未来中国一个特别大的不确定性
　　在2010年的时候，胡润在中国做过一个调查，他问胡润富豪榜上的人：你有没有移民的倾向？中国排名前2000位的富豪，70%的人说有移民倾向，25%实际已经移民了。
　　我们看历史上其他国家，一个国家的有产者发生大规模移民的原因就两种：发生战争和发生激烈的宗教冲突。中国这两者都没有，反而还有高速的经济增长和良好的未来预期。
　　那为什么要移民？因为你觉得你的钱不安全，隐约觉得没有人来保护你的财富安全，甚至中国今天有一些顶级企业家在全国两会等公开场合说：我随时准备把企业捐给国家。他为什么要公开讲这样的话？说明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的原因就是政权和企业家之间没有达成一种契约，这个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中一个特别大的不确定性。
　　历代经济变革都逃不出这两句话
　　观察2000多年的经济变革史，会发现一直有一个周期，逃不开邓小平讲的两句话：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中国经济长期以来在这两句话之间摇摆，然后就出现了各个经济利益集团变形。
　　当民间和地方政府发展得很好的时候，会对中央政府造成强大的压迫，要求你分权和变革，这个时候中央政府再对有产者和地方政府进行反制，从而导致萎缩；经济萎缩的时候统治者又提出来需要发展经济。所以就一直在摇摆，这是2000多年来发展和稳定的规律。
　　“唯官山海可为耳”
　　齐桓公想征税弄点钱花，管仲说不能干，你一征税老百姓造反，你要想办法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那怎么可能呢？管仲说可以的，只有一个办法，“唯官山海可为耳”。山里面有铁，海里面有盐。铁是最最基础的生产资料，盐是最最基础的生活资料，你把这两项管制起来加价，就等于给全国加税，但人民却没感觉。所以叫“唯官山海可为耳”，从这7个字开始，中国就有一个东西叫“国有经济”。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国家意志在经济上的体现就是税收，国家是一个暴力机器，通过暴力的方式捍卫各位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而你们向我交税，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黑社会和国家的运转机制是一样的。在西方历史上长期以来税收是国家的唯一收入，但是中国从管仲先生开始，这个国家就跟西方不一样了，我们不但有税收，还有专营收入。
　　国与民、民与国争利是未来经济改革绕不开的问题
　　自管仲以来形成的、中央财政拥有税务收入加上专营性收入的制度性安排，在今天会遭受巨大的挑战。
　　在座各位企业家朋友们、做生意的朋友们，你们的生意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往往会出现一个名词叫“与国争利”。而在别的国家，国家不直接进入到产业经济领域，自然没有专营收入。国与民、民与国争利是绕不开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成为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的探索时间就会非常非常地漫长。
　　所以在某一种意义上，如果中国在2030年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那么届时中国完成整个社会体制改革的难度，将远远大于GDP增长的难度。未来10多年大规模不确定性，是建立在历史所形成的制度安排之上的，对此我们一定要有非常清醒的认识，悲观没有意义，乐观也没有意义。
　　对中国的信心来自于对自己的信心

　　中国未来很多的矛盾不是发展的矛盾，而是贫富悬殊的矛盾。
　　这些年很多人赚到钱，马云赚钱我们不羡慕，但是讨厌那个叫马云的住你隔壁。这就是未来10年我们将面临的“三高困境”：高成长、高通胀、高失衡。
　　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从中央政府开始，到知识阶层，再到企业家阶层，在某一些问题上达成一些共识，建设性地、理性地来推动国家的进步。有的时候我们还要通过一些方式让自己的身体和心理更健康，比如现在这样的学习和交流，从而也让自己的企业和家庭更健康，而这是个慢慢的改造过程，让时间换空间大过程。
　　这个是中国经济的未来。所以说面向一个伟大的不确定性的时代，“我们对中国的信心始终来自于对自己的信心”。